pt年年有余怎么玩_这个有趣的灵魂已经逝世22周年了|你好呀,王小波
发布日期 : 2020-01-08 16:41:31 点击 : 922

pt年年有余怎么玩_这个有趣的灵魂已经逝世22周年了|你好呀,王小波

pt年年有余怎么玩,1980年,刚刚结婚的王小波与李银河在宿舍楼下

王小波身上所负载的常识,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吗?

文 | 谢海涛 编辑 | 吴金

今天是王小波逝世22周年。22年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以生前的反神话写作构造了一个新的神话:一个孤独而自由的个人的神话。生前何等寂寞,身后又何等盛名。

王小波选择辞职,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他并不是“拒绝成为某类专家、学院知识分子”,而是认为自己更适合写小说。他当初这样做时还远未成名,不可能有什么炒作的动机,所以绝非摆了个pose。

要了解王小波“独立、自由的品格”,最重要的还是要读他的作品和言论。辞职做自由撰稿人固然可以说明他对自由的向往,但撰什么样的稿却不是无关紧要的。

王小波说过:“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只在一个方面有欠缺:他们的工作缺少成绩,尤其是缺少一流的成果。”作为作家,他留下了几部一流的小说,这些小说恐怕更不容易“过时”。从这一点上说,他也会赢得长久的纪念。

*本文原载于《南都周刊》2007年三月刊,采访对象朱正琳,学者,湖北大学哲学所副研究员,曾任《东方》杂志副总编、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策划人。

>王小波的自由姿态

南都周刊:王小波逝世时,他的身份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世间十年风雨,王小波已不再是王小波了,在媒介与公众间,他已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从一个自由职业者,到一个具有独立、自由品格的“知识分子”,这中间经历了大众与媒介怎样的解读及“文化想象”?所谓的“自由”究竟是在一个怎样的逻辑下被论述出来的?

朱正琳:王小波是一位“自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判断,而不是一种“文化想像”。判断的根据是他的言与行。王小波是不是一位“自由知识分子”?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按照一种约定俗成的见解,凡以自己的言与行争取和维护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个人权利的知识分子,就可以被视为“自由知识分子”。依此标准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开始陆续出现,王小波只是其中的一位。公众就是这样判断的,因为他们已经用“自由知识分子”来称呼这样一些人。我认为公众的这个判断能够成立。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这是个事实,而并不是被“论述出来”的。如果有谁想“追寻90年代的文化图景”,这个事实当然不容忽视。

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它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一千八百种坏毛病。它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爱你就像爱生命》

南都周刊:学者朱学勤说:王小波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被人们怀念,最值得言说的还不是他的写作,也不是他的风格,而是他的生存方式。辞职而写作,对王小波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意义是什么?

朱正琳:王小波选择辞职,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他并不是“拒绝成为某类专家、学院知识分子”,而是认为自己更适合写小说。他当初这样做时还远未成名,不可能有什么炒作的动机,所以绝非摆了个pose。不过,后来人们把他的这一行为解读为一种“自由主义”的姿态,而并非单纯的职业选择也有一定根据。他的选择的确出自很鲜明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其意义则在于,这使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普遍存在的人格分裂。

南都周刊:自由在王小波的身上,当然不仅仅是指他游离于社会文化体制之外的身份,更应指称他作为一个自由的思想者。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只有在这个层面上,王小波那个具有独立、自由品格的知识分子形象才得以体现出来?

朱正琳:这是当然的。要了解王小波“独立、自由的品格”,最重要的还是要读他的作品和言论。辞职做自由撰稿人固然可以说明他对自由的向往,但撰什么样的稿却不是无关紧要的。写一些人云亦云的东西赚钱吃饭,那就不过是“下海”而已。这些年这样跳出体制“下海”谋生的自由职业者多了!王小波写小说,就坚持了一种“独立、自由的品格”。他自己说:“我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要倒贴一点。严肃作家的‘严肃’二字,就该作如此理解。”因此他把自己的立志写作说成是一个反熵过程(不肯“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而后又补充说:“再顺便说一句,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个反熵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写小说要坚持独立、自由的品格是十分自觉的。至于说到他的杂文,不仅充分表现了独立、自由的品格,更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关怀。他说得很清楚,他打破沉默写杂文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

>王小波与中国语境

南都周刊: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先后出现顾准、陈寅恪、王小波热。人们把这三个人放置在同一论述语境中,请问这是否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有人说,人们在他们身上寄予了一种“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渴望与想象,他们的集体出演是为了完成一幕自由、独立的精神剧。请问如何理解这些现象?

朱正琳:从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点来说,这三个人确实可以被“放置在同一论述语境中”。所谓语境,也就是相互关联的上下文。这一相互关联的上下文是一篇长文。陈寅恪先生1929年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铭文中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是概括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顾准先生是在践行这一理想,80年代、90年代的王小波也是在践行这一理想。而可以被放置在这篇长文中来论述的其实又何止他们三个人?虽说是为数也并不多,但也称得上是前仆后继。至于说到他们三个人在90年代先后“热”起来的原因,有偶然也有必然。比如说,王小波的早逝就是一个偶然,而《陈寅恪的最后20年》、《顾准文集》的出版也都有偶然的一面。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人格理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经久不衰的感召力,则是事情必然的一面。

忽然之间心底涌起强烈的渴望,前所未有:我要爱,要生活,把眼前的一世当作一百世一样。这里的道理很明白:我思故我在,既然我存在,就不能装作不存在。无论如何,我要为自己负起责任。

——《三十而立》

南都周刊:王小波曾说,“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王小波以自由主义作家的身份出现,第一次以文学作品呈现了自由主义的韧性风格,对于199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怎样的作用?

朱正琳:问题大了点。我不认为我有能力、有资格评估王小波的文学作品对于“199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怎样的作用”。给王小波的小说贴上“自由主义作品”的标签,我认为不太合适,因为小说首先是艺术作品,而不是某种主义的载体,尽管作家本人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但王小波的杂文在传播自由主义理念方面却是功不可没的。虽然他从没有系统地谈论过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而只是在谈论一些自由主义的常识,但由于他犀利准确的观点和幽默风趣的谈论方式,使得他的杂文可读性很强,这无疑加大了传播的力度。

>王小波还不会过时

南都周刊:关于王小波的奇迹或神话,流传已久。坊间对此也有不同看法,比如“王小波的杂文在常识层面上谈得很好,在更深的问题层面上就没有讨论”;“他表达的很多思想内容其实是已成套路的,并无创意”,有人说,王小波身上所负载的常识,在今天已经过时了,需要对王小波这个流行符号进行除蔽、除魅,您认为如何?

朱正琳:王小波的杂文是在谈常识,不过我们当然也不能指望杂文能做出学术上的建树。而且,当一些至关重要的常识被淹没在种种谬见之中时,让这些常识得到澄清就是很必要的工作了。我要说,王小波的澄清工作做得很漂亮!

“在更深的问题层面上进行讨论”当然也是必要的,但那好像是学者们的事,至少不是王小波一个人的事,你们就讨论起来呀!王小波是个作家,他的主业是写小说。写杂文发表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只是在履行一个公民、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学者们往往有一种偏见,认为不经过深入研究形成有创意的思想就不值得一说,其实那至多只适用于纯学术领域。在公共事务领域则不然,大部分判断都得依靠清明的常识。有人指鹿为马,我未必要研究完偶蹄目动物的种种习性并且有了新发现之后才能发言。还有,王小波的杂文经常在把他“从沉默中学到的东西”告诉他人。这样学到的东西当然不是学术研究成果,但那种领会很深、叙说很生动的生命体验完全可以起到与学术真理相互印证的作用。

“王小波身上负载的常识,今天已经过时了”的说法,我当然不会同意。举例说,哪些常识过时了?“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说不出来的群体”?“思想应该带来乐趣而非恐慌”?“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利,他就已经不战而胜了”?……我看不出有哪条已经过时!至于有人要对“王小波这个流行符号进行除蔽、除魅”,那也请自便。既然你发现王小波被弄成了个流行符号,附加了许多的蔽与魅,那么,除蔽、除魅就是正当的,不过说他所申说的那些常识已经过时却不是个正当理由。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黄金时代》

南都周刊:与王小波被神化和崇高化相比,是他被书商和粉丝大张旗鼓地推向了大众流行的前台,成为一个消费符号。而王小波本人是一位游离于大众文化之外,反对权威反对造神的流浪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反讽。有人说,如果王小波被大众文化接受,那么王小波的“特立独行”的魅力也就尽失了,市场化将王小波诠释得支离破碎。请问您怎么理解这个现象?

朱正琳:所谓符号,我想总是要标志着什么或象征着什么。而所谓“流行符号”、“消费符号”,意思是标志着某种流行倾向、消费倾向?我不是太明白。不过,我们先不纠缠这些概念,我还是笼统地说一说我的一些看法吧。第一,王小波被符号化了,不是王小波本人及其作品的错。第二,公众人物在一定程度上被符号化在所难免,这不是王小波一个人的命运。第三,完全被符号化乃至于只剩下一个符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作品还在那儿,难道只有“书商和粉丝”才认识字?公众不可能只按照“书商与粉丝”制造的“消费符号”去读解他的作品。不要低估了公众的判断力!所以你至多只能说“书商和粉丝”制造了“另一个王小波”,而不能说原本那个王小波在公众心目中因此就蒸发掉了。沸沸扬扬的炒作也许会将王小波“诠释得支离破碎”,但这并不意味着认真的读者就再也读不到一个完整的王小波。王小波毕竟不是靠所谓“事迹”或“轶闻趣事”行销于市的。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被大众文化接受,他的“特立独行的魅力就尽失了”,难道大众就不喜欢特立独行的人?或者是说,只要大众文化接受的,就不再是特立独行的?好像没这个道理嘛!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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